日历哗哗地翻过去，进入到2000年的夏天。孙纯漫无目的地走在北京街头，和这蓝天白云相反，他的心里阴沉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黑夜。
一个月前，长江流域又遇洪涝灾害，孙纯奉命参加了新闻报道的队伍。在灾区雨里泥里干了近20天，回京后便低烧不止，上医院一查，血吸虫病！孙纯一听就傻了，问大夫，“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在五十年代就宣布消灭了血吸虫病吗？”
孙纯效力的电视台立刻派人到医院给他办了住院手续，又安排所有参加抗洪报道的记者来检查身体。结果所有人都好好的，惟独倒霉了孙纯。
连续输了几天的液，把体温控制住以后，医院就开始“轰”孙纯，“这病现在没什么立竿见影的办法，只有服药静养，好好回家休养一段吧，每个月来检查一次。记住啊，这病伤肝，不能抽烟喝酒，少发火，保持心平气和”。医生大笔一挥，开了一堆药和一张休息半年的假条。
祸不单行，在孙纯去参加抗洪的前一天，相处一年多的女朋友、他同一个部门的同事任伊伊给他打了个电话，“我们分手吧。”
在灾区没天没夜的忙，回来就又病倒了，孙纯一直没顾上和任伊伊交流。他住院时任伊伊倒是给他发了两条短信，不咸不淡地问候了一下，等他再发短信，问个为什么时，对方就关机了。
如果说得了血吸虫病对孙纯来说是天阴了下来，那么任伊伊提出的分手就像天塌了下来。说心里话，孙纯对于这一天的到来并不是没有准备，他和任伊伊有着太大的差别。
他是大专学历，学的就是摄像，好在学校是广电总局的直属院校，每年都有不少学生分配到电视台，他也在96年毕业时如愿进入了电视台；任伊伊是北京名牌大学的本科毕业生，虽然算是电视台临时聘任的，但很快就成了主力记者，是部主任的爱将。在电视台里，抗机器的和拿话筒的有着天壤之别，就是到了被采访单位，人家也是门清儿，只围着记者转，根本不和他这种摄像师打进一步的交道。
说到家世，孙纯父亲是个民办教员，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孙纯就在山西的一个小县城里上了十几年学。他至今记得，第一天到大学报道时，同屋的室友捂着鼻子让他先去洗个澡的情景。农村人，身上哪能没味呢。任伊伊的父亲是一家报社的部门领导，母亲是国家部委的公务员，在北京也算平常，可对孙纯来讲，这种家世的差别就有如天堑一般。
唯一般配的是两人的相貌，孙纯高高瘦瘦，一张娃娃脸，脸上还有两个深深的酒窝，一笑起来两只细长的眼睛就咪起来。用任伊伊死党梁洁的话说，就是专电女人的色眼。
孙纯的皮肤极白，让任伊伊百思不得其解，怎么干了十几年农活的男孩子，会比我这城市女孩的皮肤还好呢？任伊伊算不上是什么惊心动魄的大美人，但也眉清目秀，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。两人站到一块，梁洁常夸奖说，有夫妻相。
孙纯和任伊伊是99年春节时去东北采访时好上的。说不清是早就两情相悦，还是独自在外过年的孤寂，亦或是兼而有之，反正当晚两人就睡到了一起。这是孙纯最为快乐的一个春节。
临回北京前，任伊伊对孙纯提了个要求：对两人的关系保密。孙纯痛快地答应了。所以两人回到单位后，仍是一副同事的样子。就是要一块回孙纯租住的小屋，任伊伊也要让孙纯先走到单位的四五百米以外，然后任伊伊打车过来接上他。
后来任伊伊没忍住，将两人的关系告诉了自己的死党梁洁，孙纯在征得任伊伊同意后，也把他们的关系告诉了孙纯在电视台惟一的朋友吴晓。对这种地下情，孙纯尽管极不愿意，但还是默默地承受下来。
孙纯怀着深深的自卑，包藏起他那颗敏感的心，小心翼翼地经营着爱情，可分手的这一天，还是不可阻挡地来到了。
“难道本命年就这么倒霉？”24岁的孙纯在心里大喊着，“我不甘心，我要弄个清楚。”他拦住一辆出租车，“去电视台”。
在车上孙纯给任伊伊发了个短信，“在单位吗，我想和你谈谈。”任伊伊的短信很快回复过来，“在，我一会儿要回家，改天吧。”
孙纯在单位的大门附近找了个隐蔽的地方坐下来，往任伊伊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，捏着鼻子问，“任伊伊在吗？”然后就听着接电话的人喊，“伊伊，电话。”孙纯挂断了手机，专心地盯着大门口。
下班的时间刚过了一会儿，孙纯就看见穿着一身白裙子的任伊伊走出大门，上了一辆出租车。孙纯赶快窜到路边的一辆出租车上，“跟上前面那辆车。”
正是下班的高峰期，车慢慢腾腾地向前移动着，孙纯的车毫不困难地跟上了任伊伊的车。从城西到城东，走了一个多小时，才见任伊伊的车停下来，她快步进了路旁一家看着很豪华的餐厅。
孙纯不急不慌地付帐下了车，等了几分钟，才向餐厅走去。“先生您订位了吗？”迎宾小姐客气地问孙纯。
孙纯假意问道，“我去停车了，刚进来一位穿白裙子的小姐去哪个包房了？”
“噢，先生，刚才那位小姐就在大厅用餐，我来引您进去。”